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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革命诗人蒲风
八、梅水歌谣（1）
1938年下半年广州、武汉相继沦陷后，全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毛泽东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中预期的相持阶段。1939年4月，蒲风的母亲赖秋传去世，他遂辞去军中职务回梅县家乡奔丧、并养病，仍不懈地开展新诗歌活动。
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梅江卷起波澜，作为时代号角的诗歌以它独特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一代青年。年仅17岁的东山中学学生野曼是一个“走路在做诗，做梦也在做诗”的狂热追求者，广州出版的《中国诗坛》和主编蒲风成了他的王国和向导。野曼和他身边的几个新诗爱好者成了诗坛社的社员，并在该社的支持下开辟了《中国诗坛梅县版》。蒲风、陈残云、雷石榆、芦荻等人都热情地为之撰稿。 1938年秋天，野曼等人收到蒲风寄来的一封长信。信中详细介绍了广州《中国诗坛》社举行“庆祝蒲风10册诗集创作出版成功”座谈会的盛况。当这封长信还在诗友手中传递的时候，猝然传来蒲风不幸牺牲的噩耗。野曼满怀悲痛写下《悼诗人蒲风》的诗，该诗正待发出又传来蒲风脱险的喜讯。 蒲风从前线回来了，这时就住在东教场里的梅县民众教育馆，与馆里的一个勤杂人员管火陵相依为伴。野曼等人以罕有的喜悦前往寻访，他们在乱七八糟的睡房与慕名已久的蒲风首次见面。
野曼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诗人脸孔瘦长，鼻子微微翘起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头发像波浪般的卷曲着，矮瘦的身子穿着一套又长又宽的旧军装。神态异常严肃，却是和蔼可亲。” 蒲风拉着小同乡在木板床并排坐下，用客家口音的国语和他们说话：“我一直注意你们办的《中国诗坛梅县版》，办得不错，有人想另立炉灶，我看不必。”“欢迎你回来主持诗刊”野曼兴奋地提议。“大家一起办吧” 蒲风真诚地笑了。他随着提出，广州沦陷了，我们的担子更重了。诗刊应该扩大、建议把它的名字改为《中国诗坛岭东刊》，“我们同意。”蒲风一如既往地推行中国诗歌会“捉住现实”和“大众歌调”的主张，在研究《中国诗坛岭东刊》编辑出版工作时，他提出如下建议：1、尽量发展新同志；2、有计划地精印小册子；3、切实举行诗歌座谈会；4、推广诗刊代售所──市、镇、学校、外洋……5、参加示威游行、散发传单、朗诵诗；组织读诗班、在夜校传授诗歌知识，开诗歌展览会、诗画合作。蒲风还建议岭东刊出版歌谣专号，认为是“客观上迫切的需要，有利于反帝抗日，有利于诗歌大众化的”。他进一步指出：“所谓大众化，是指识字的人看得懂，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，喜欢听、喜欢唱。”专号出版以后引起了关注，在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上，束胥著文对岭东刊和诗歌大众化的尝试给予很高的评价。7月，蒲风将创作的儿童诗三十首结集出版，命名为《儿童亲卫队》，他在《关于儿童诗歌》一文中论述了儿童文艺在抗战中的重要意义，强调在诗歌大众化运动中必须重视儿童诗歌创作。
蒲风带领家乡的诗歌发烧友在梅江两岸追寻，探索。这片培育和造就了宋湘、黄遵宪等一代诗家的土地上，又回响着抗战救亡的歌声。
这年8月，他一鼓作气创作了客家方言长篇叙事诗《林肯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》和《鲁西北个太阳》，前者高度赞扬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为解放黑奴作出的贡献；后者热情讴歌在山东聊城英勇杀敌，以身殉国的抗日英雄范筑先。
蒲风是执着的，他千方百计把诗带到群众中去。以上两首长诗出版时，他拉着野曼到梅城凌风东路的一家印刷厂参加装订。蒲风趁此机会询问印刷工人，这些诗看得懂、读得顺吗？他亲自用客家话给工人们朗读，直至大家回答“句句都清楚哩”，他清癯的脸上才浮现罕有的笑容。 东山中学学生会邀请蒲风去谈诗。同学们听说诗人蒲风来了，大礼堂里一下子聚集了好几百人。在热烈的掌声中，他开始了《新诗的大众化问题》的演讲。演讲完毕，他又以“客家国语”朗诵了他的诗作《我穿上了土装》。诗中描述了他从军时在一次战役中奉命侦察敌情的故事。他与战友一行六人穿上土装通过战地、越过敌人的岗哨，进入沦陷区仔细摸查情况，他们在敌人心脏整整待了两天，为部队的反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他在朗诵中十分投入，绘声绘色，在听众善意的笑声中倾情表演。 从学校出来，他拉着野曼来到路边大榕树下的一个“仙人粄”摊档，在衣衫褴褛的群众中坐下。一边吃着仙人粄，不时和身旁的群众搭讪，又痴痴地倾听他们谈话，然后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这树荫下有很多大众语言的金矿。俄国的普希金就在他的诗里融化了大量群众语言，始终为俄国大众所称道。”他对野曼说：“要新诗大众化，首先要接触大众，熟悉他们的耳目口鼻”。
蒲风是两袖清风的。自己掏钱印诗集，经常提襟见肘。为了省点装订费，他向印刷厂老板提出自己参加装订的要求。老板不禁一时哑口，这是他办厂以来从未碰过的事情。只好回答说，你参加装订也无法给工资。蒲风说我只要求扣除一部分装订费。双方好一阵磨牙才达成这桩奇怪的交易。
蒲风是痴情的。在朋友的印象中，他全身的血液都跳跃着诗行。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，握着粗大的老牌派克笔，在暗淡的灯光下倾情投入，心中在呼号，笔底涌波澜。
诗友登门向他约稿，他马上从上衣左边的口袋掏出一篇题为《血》的诗作，随后又在右边口袋掏出《关于“中国诗歌日”》的评论。这时恰巧《汕报》副刊编辑也寻上门来，他于是又从另一只大口袋掏出一首诗作。人们不禁惊异：“你的每只口袋都装满了诗！”“诗人的口袋不应该空着。” 蒲风笑了。
蒲风具有一副热心肠。他栖身梅县民众教育馆时发现干勤杂工作的管火陵也喜欢写诗，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和指导，并和他一起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，情同手足。管火陵的处女作诗集《路碑》出版了，蒲风亲自著文推介。既指出他“始终朝着现实主义道路，注意艺术形象的表现”等方面的成绩，又指出他的某些诗趋溺于技巧，过多的旧词藻，过分迁就韵脚等不足。
蒲风在不断裂变。他与野曼等人首次见面时问道，你们分社有几个人？三个，我、烨火、李烈－李泉隆。怎么只三个？他皱了眉头，诗是大众的，诗刊也应该发动大家来办，他于是向野曼等人介绍广州中国诗坛社在全国范围发展社员，壮大队伍的做法。从此，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，以岭东刊为阵地，诗社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，并向四周辐射，有些地区还建立了分社，在粤东北大地点燃了一簇簇的火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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